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

闲话包子馅儿与底牌

闲话包子馅儿与底牌


春天,原本该是多好的一个季节呀!、春暖花开、百鸟争鸣,走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连空气都弥漫着青草的气息。然而,未经你、我与我们授权就被隔代指定上台管理与统治我们的庆丰包子帝,却硬是把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摧残得不成样子了。

难道不是吗?瞧瞧,近段时间来,该有多少我们熟悉的正派、善良、守法并爱国的公民被送进了铁笼子里去了。前几天被抓的,我们暂且不提,光是昨天一天,我就听说至少有作家温克坚、博讯网站记者向南夫、《南华早报》前记者吴薇、《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个记者被抓捕了,网上还有消息传说著名的历史教师袁腾飞也被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直接批捕了。

对革二代出身的包子帝,直到前不久,还有一些善良之辈仍在信誓旦旦地为他背书、打包票,甚至还想说服大家一起与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对话与和解呢。在这里,我实在不想说出那几个上了岁数老先生的名字,只是为他们而感到委屈与羞愧不已。没准儿,人家下一个抓的就是你,而你却还在一厢情愿且“理性、中立、客观”地想与他同做一个中国梦,这不是痴人梦想又是啥?

相比之下,还是那些目光如炬的漫画家更能一眼看透包子皮里面裹的馅儿是啥货色。您先别和我抬杠,看了佛山的李小乖童靴刚出炉的这幅漫画后再来反驳我的观点吧。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

不说,肯定会死——致艾晓明


不说,肯定会死——致艾晓明














《 鳩鵪漫畫 》Cover 10,国家顶级机密中共中央九号文件里只有三个字 “不能讲”

【按 语】晚上,打开邮箱后,发现晓明姐给我发来了她的最新文字——《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这篇每个字都烫手的文本,还有另一个标题“不说会死”。一字一字读完后,感触颇多,接下去,就有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回函。无论她的来函,还是我的回函,都没有半个字的隐秘可言,于是,我索性把这封邮件当作博文上传到了这里。我敢保证,晓明姐知道后,是断然不会责怪我的。人长了嘴,肯定要说话,否则,就是吃货。有话不说,憋在肚子里,肯定是不行的,时间一长,绝对会得癌症,所以,晓明姐新作的标题就是“不说会死”。我以为,她这句大实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这不能讲、那不能说的节骨眼上说出来,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否则,因不能,或不敢说话而被憋死、被郁闷致死、被得癌症而死者,将会有许多许多。当然,说鬼话、说胡话、说假话、说套话者不在此列,这些人,也能算作人吗?至少,我从未把他们当做我的同类看待过。因为,只有心智与情感皆正常之人,才会因不能开口讲话而致死的。

姐姐:
您好!感谢您在这个变态的时代中仍然坚持良心与操守朋友一个个被那像得了狂犬病似的包子帝先后拎进了大墙之内的时候与我分享了您的心情记录!
家喜,他是我母亲的同乡——杨守敬的故乡宜都市人,而宜都则又归宜昌管辖,所以他也是我的乡党。然而,没有姐姐您作为纽带,我与他可能不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家喜被捕之后,我曾在《动向》杂志上,为他写了一篇记叙文,文中理所当然地提到了您。
那个榆木脑壳似的家伙——“许普交,也与我十分有缘。前年(也可能是大前年)的七月初某日,是我与他在商丘的睢阳古城首次见面的时间。说来也巧,他的常用手机号码关机了一年多,那天清晨,我与商丘下面的虞城县一朋友(这个朋友,我也多次向您提及过。)在古城马路旁的早点摊上早餐者,那个陈姓的兄弟说许志永也是我们商丘人,民权属商丘管。于是,我就掏出手机给志永发了一条短信。分分钟内,许呆子就给我打来电话了,他说:巧了!我的这个手机号码停用了快一年多了,今天早晨刚开机!正好我刚来商丘姐姐家看我妈,你在哪儿,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就见面了,见面以后,不仅两人整整聊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济南依依惜别(这词儿用烂了,本来,我想竭力绕开这个成语的,但那时,我和他的确是依依惜别分手的)。更巧的是,去年春,我刚给他完成一篇访谈录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家伙就再次被人家薅进去了。
胡石根前辈,我也与他见过两面,一次是前年冬季在郑州某餐馆,他是被滕彪带到河南;第二次是去年八月份毗邻京东通州区的河北三河市某个私宅里见面的,这次,是宋庄几个好折腾的年轻艺术家与诗人搞得一个名为漩涡的地下影像展提供的机会。展览中也有您的那幅无比凶悍地拿着剪刀且伤风败俗的半裸身体的自拍照。那天,胡长老和李海夫妇、严正学夫妇都去了,当然,土豆也被我带去了。开幕式过后,就是现场研讨会,几乎每个与会者慷慨激昂地发了言,所以,胡长老也说了一些很激动的话。这事儿过后,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漩涡展侧记,上面有所有顶风作案者的合影照,胡长老站在正中间。
这次因六四研讨会而进去的母老鼠(以前我叫她雌老鼠,她给我纠正了,老鼠哪能叫雌雄的,应当叫公或母老鼠才是)刘荻,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与冤家,我俩为各自的政见,曾于数年前发生过激烈地论辩,当辩论不能解决问题之后,老鼠便乘我不在推上之机,恶狠狠地诅咒去他妈的公平正义!去他妈的威廉退尔!但是,争吵过去了没几天,我因帮结石宝宝家长们写了一个文本需要把它扔到墙外去,于是就在skype上找到在线的刘荻了,老鼠二话没说,就帮我做成事情了,这样的事,后来她又帮助过我几次。近年来,我和老鼠几乎没再发生过分歧了,而且还经常在推上一唱一和,因此,某位推友把她和我斗列入到他搞的无敌帮的恶人榜中了。眼下,没想到鼠妹(这是我经常对她使用的称呼)又一次光荣地钻进看守所去了。您放心,她除了失去自由之外,绝不会像徐友渔、郝建二位夫子一样,有巨大身心不适应感的,那个地方,她太熟悉了,熟悉得就像她的别墅似的。
说到郝建老师,我得给您纠正一下记忆:他在那年.清晨罹难的亲人,是他的亲堂弟,名字叫郝致京。郝致京的骨灰也埋在丁子霖与蒋培坤老师的爱子的那个陵园里。每年的清明节或罹难日,郝建都会代他的叔叔和婶婶去扫墓。郝建老师把他扫墓的照片送给了我若干张,去年的六四那天晚上,他请我配合他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组照片。去年夏天在北京时,由于身不由己,所以就没与他见面,哪知,想与他见面的机会却不知在猴年马月了。他被刑拘之后,我在推特上说,曾经的电焊工郝建已被包子帝牢牢地进监狱里去了。
高瑜大姐,是我近几天里念叨最多的一位入狱者,关于她,您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不管咋说,若干年过去后,中国未来的新闻史上,必定会有关于她的若干记载;因她对中国,不!人类新闻事业的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也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获得国际大奖的最高纪录。今年,1944年出生的她已七十岁了,她这次入狱,是三进宫了。谁知心胸气量狭隘如白衣秀士王伦的包子帝会把她怎样呢?总之,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最高统治者的善恶一念。
这信不能再写下去了,必须及时打住才行!否则,会把您和我都陷入沮丧愤怒与绝望的泥淖中爬不出来的。给您看几幅漫画,好吗?您瞧瞧!人家鸠鹌亚黄先生才是真有大智慧的高人,有谁能在无边的黑暗中,在愤怒过后,把那些令人心生厌恶的毫无美学趣味之人,用喜剧造型张艺术手段,变幻成如此让人忍俊不禁的笑料的?恐怕只有鸠鹌亚黄先生吧。
逗不逗?哈哈哈哈~~~姐姐若还想看他最新的漫作的话,那就请您自己上推去吧!

                                        
                                     2014512日星期一 3:25


附 录:

深切怀念我那些坐牢的朋友们

艾晓明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我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转载:郝建教授《骂政府就是好莱坞的主旋律》


骂政府就是好莱坞的主旋律

郝  建

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崔卫平左边着黑色长袖衬衣者),既是郝建先生

转发按语 今年正好六十岁的郝建先生,与他的江苏乡党崔卫平女士一样,既同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又同为零八宪章联署人。是故,他俩不仅专业相近,而且政治立场也相同。2014年5月3日,这两位北电的教授,又双双出席了一个名为“2014 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的活动。这个研讨会结束后的第三日,即5月6日,这位早先的童工与电焊工,后来的“叫兽”就遭到了当局的刑拘,目前,他已被牢牢“焊”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里了。
    作为学者,郝建先生著有一部很牛的影评文集《硬作狂欢》;作为教授,他在其弟子们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比如,影片《寻枪》的导演陆川,是这样回忆其恩师的:“郝建老师当初教我们好莱坞电影史,讲西部电影中的英雄主义; 讲《好坏丑》、讲《末路狂花》,当然也讲《逍遥骑士》; 讲电影,更讲电影精神;经常把我等叫到家里三菜一汤改善伙食,他是一个好师长、好大哥。 不论在哪,希望郝老师平安 ”然而,郝建先生一个极个人的隐秘,或许就鲜为人知了,那就是:
    他的堂弟郝致京,就是当年六四事件的罹难者。这个伤痛,永远铭写在了郝建的心灵深处,并让他耿耿于怀。
    某年,一位日本记者在采访他时,曾欲让他开口谈谈六四事件。可他说:“我可以请你们喝咖啡,骂共产党,但那事不能碰。”话虽如此说,但是每逢他堂弟的忌日到来后,他都会前往京郊某公墓亡弟的墓前去凭吊逝者。去年的六四那天晚上,郝建兄请我配合他在网上同时发布他白天在其堂弟墓前拍的照片,我刚才又瞧了一下我的手机短信记录,没错!的确是那晚发生的事情。
    为了协调行动,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的纪念日那晚,我和他一来一去,在仿佛还能闻到黏稠的血腥味道的时间中留下了若干文字。如今,郝建兄已然失去了自由,今年的六四纪念日,他肯定出不来了,作为他的友人,我,有义务,也将会代他完成每年必须完成的仪式的。等着瞧吧!
    为了让人们从某个角度了解郝建教授,我特从一个邮件组里抄出来他曾发表在《南都周刊》某期上的一篇文本——《骂政府就是好莱坞的主旋律》,以飨诸位。是为记之。


时至今日,美国编剧要不给政府扣上点阴谋论的罪名,制片人就不给他发稿费。这不,《变形金刚3》在写好友情、爱情、亲情的主线故事同时,也不忘挤兑一下政府,这使得它的故事更丰厚。
跟女儿一起去看《变形金刚3》,3D版,两个半小时的动作冲击,加上音乐烘托和台词小幽默,两人都觉得过瘾,观众有鼓掌和叫声。看来迈克·贝是真的下了决心要曲终奏雅,故事比前两集加了很多元素,灾难、动作、政府的欺瞒、人情、爱情全给你做到了。谁要想来再拍续集,全是我玩剩下的!
就在这些肤浅又炫目、无聊又有趣的视觉炸弹的底层,还是有些坚定的信念打中我们的软肋。《变形金刚》一直在挖掘我们心中的那些恐惧,只不过它把一种可怕的强大力量拟人化了。外星生物其实是将我们人类对自己的错误、罪行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结合在一起。这种深层恐惧让许多天才艺术家在里头找到艺术趣味。左翼文人会说这不过是商人的赚钱把戏,没啥真感情,也是个时髦说法吧。
由于要挖掘恐惧,《变3》大大加强了灾难片色彩,芝加哥毁灭那一场,动作片效果做足,城市被霸天虎们占领,建筑粉碎、高楼倾覆,主人公被扔出去从高空坠落。这种集体的无意识恐惧是电影艺术家百试不爽的桥段。从希区柯克的《39级台阶》吊在高楼顶大钟上的英国绅士,到《西北偏北》拉什莫尔山总统雕像上被推下去的广告商,我们在电影中总爱品味这种高空坠落恐惧。这高空坠落也是我青少年到现在经常的梦境。或许,我们的远古祖先经历了太多这类悬崖坠落、落入激流,这种记忆就永久地贮存在我们心中,至今需要不时触摸一下。
那半个小时的毁灭芝加哥的视觉奇观显然还是9·11情结的显现,是一种或许无意识的回顾和心理安抚。何止是芝加哥被毁了,连林肯纪念堂的大理石雕像都被威震天一掌击碎。这就是美国灾难片的迷人和有趣之处,他们就是要把自己国家的神圣之地拿来毁损一下,就是要把精神偶像拿来攻击一下。在《2012》、《火星人玩转地球》这类片子里,我都记不清白宫被淹过多少次、国会山被炸过多少次。在美国拍动作片、灾难片啥的,要不把国家广场那一道线上的神圣建筑物找个把出来毁掉,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公映。
我曾经写过一个灾难片《危情雪夜》,大着胆子夸张加工了一个北京停电的故事,冒死写了一笔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停电的场景。论证的时候一个电影局的官员叫我把背景改为一个小城镇。敢于拿总统府作灾难片场景,这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幽默感。乐此不疲地让祖国的圣贤雕像和国会大厦遭受灭顶之灾,还拿出来到全世界去卖钱,这其实是在显摆一个国家的自信和精神力量。
《变3》的另一个主题也是基于一种恐惧,那就是文明社会对自己雇佣的政府的担心和惧怕。咱这许多学者爱说好莱坞电影也有主旋律,在我看这骂政府就是好莱坞电影的主旋律。好莱坞电影吸收了意大利和法国这几路政治电影的艺术传统,又加以发扬光大,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常用套路。在《刺杀肯尼迪》、《国家敌人》、《谍影重重》这些片子里,反面力量一定是异化国家机器中的邪恶人物。《2012里头那个伟大的黑人总统居然也默许为保守秘密的灭口行动。这也是《变形金刚》几集故事的一个副线动机,它总是在故事中提醒观众:你们看,这个鬼话连篇的政府,总爱跟美国人民编瞎话。登月的时候就发现了外星文明,他们居然一直掩盖这个惊天秘密,为此还杀过人!
从形象上来说,导演也总要给这些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涂抹点白粉。饰演美国国家情报局女局长的是弗朗西斯·迈克道蒙,她刚在她老公伊桑·科恩的《阅后即焚》中演过昏庸到底的傻女人。导演还给她戴一副巨难看的眼镜。当我看黑色喜剧《尾摇狗》等片子时,多少觉得好莱坞有点喜欢妖魔化政府。后来想通一个道理,在电影中,反映的是美国民众对政府那份永远的警惕和监督。对于写政府的坏秉性,美国人总抱着一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态度,在电影里冤枉点政府是为了在现实中不放过腐败官员。时至今日,编剧要不给政府扣上点阴谋论的罪名,制片人就不给他发稿费。这不,《变3》在写好友情、爱情、亲情的主线故事同时,也不忘挤兑一下政府,这使得它的故事更丰厚。


2014年4月29日星期二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编者按】
    昨日,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九四九年后的一位先知先觉的自由主义女性——林昭罹难46周年纪念日,本来,我早已得知我所尊重的姐姐老师艾晓明教授将会发布她的一件文本来纪念林昭的,然而,她并未能如愿以偿。两个小时之前,我在我的邮箱中,看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她说:
   “各位朋友好!今天网络不正常,也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发出,先通过邮件给大家这篇访谈录。以此纪念林昭殉难46周年。艾晓明 敬上”
在推友@lihlii的启发下,我专门开通了这个墙外的博客,并且把晓明姐姐的此篇文本当做第一篇博文发表了出来,一则,帮她实现了心愿;二则,以此作为献给先烈林昭罹难46周年的一件祭品。



林昭和她的同时代人
访谈录之一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1128日、30日、121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艾晓明简介:广州公民、学者,2004年开始独立纪录片制作。详细资料见“艾晓明工作室博客”(4)http://aixiaomingstudio.blogspot.com/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去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因此得以和甘粹先生做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新疆“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诚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新疆,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的政治罪恶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到广场观察,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这势必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位在劳改生涯中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高昂着头颅站出来。

2013年,我陪同林昭校友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祭拜林昭,我们按甘粹先生嘱托,为之买了苏州当地的酒,在林昭墓碑前祭洒。并代甘粹先生写了挽联,我今天网络也不通,没法核对查询。我记得代甘粹先生在挽联上所写的是:永远的姐姐,请在天国等着我。而甘粹先生事先写好的祭酒词,我将附在这篇访谈录的后面。

选择今天发出这一访谈录,特别的目的是纪念林昭为自由殉难四十六周年。值得一记的还有,昨天下午接到来自中山大学保卫处长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去苏州,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活动,不要参与。我问: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方语焉不详。我继而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祭奠死难者,更不用说祭奠林昭。要求您传递这个指令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人,请转告他们:他们很卑鄙!

我在微信上看到林昭墓前警察林立,去祭奠的公民被带到派出所,还有人遭到殴打。我愤怒的同时也放声大笑:林昭,你的英魂狂放有力,所向披靡。你召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你让专制者胆颤心惊。你是我们的中国梦,是他们的噩梦和诅咒。你如古希腊的复仇女神,会一直追逐那些迫害过你而且想继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你将一直把他们送进坟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和无数热爱你的公民一起将你的信仰大声喊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注: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还未来得及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反正……不是右派也是打击的对象。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认识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林昭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施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7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惟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施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二、“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党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份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言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包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疆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疆。

林昭也没办法,在毛泽东的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新疆。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三、新疆劳改二十年

    1、第一次从新疆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到了新疆。那时候火车不通新疆,到新疆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疆,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呆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呆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耶稣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疆。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到新疆

我就这样在新疆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新疆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新疆呆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1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新疆,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传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施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共产党太恶,没有人性。它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绝决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呆过,共产党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呆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新疆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新疆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毛泽东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对共产党看透了。

问:那现在您怎么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今年还要大搞纪念?

答:崇拜毛泽东有个过程的。中国人说得难听一点都是愚民,思想上希望有个皇帝,希望有官是清官,是明君。几千年的封建,就形成了一个愚昧。现在有些人搞毛泽东崇拜有个人政治目的,他想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像薄熙来宣传毛泽东有他的目的,实际上薄熙来是个笨蛋,也是政治牺牲品。像我也有这个体会,原来是盲目崇拜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狗屁!这一代人都给他蒙蔽了。不光蒙蔽了我,还蒙蔽了一代人。很多老干部跟他打江山的,最后死得多惨啊,比如刘少奇。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据我了解,北京有两拔人,一拔是铁流他那个小圈子,主要通过《往事》和找一些老干部聚会。他是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还有一帮人,是朱毅等人,他们在收集整理林昭的东西。对这两拨人,我内心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共产党那样的极权下还坚持不懈地反对毛泽东,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新疆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
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新疆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新疆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为什么靠他们呢?新疆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在新疆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这两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您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新疆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新疆戈壁滩呆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但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在新疆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呆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新疆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呆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看见毛泽东和林彪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天安门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拔一拔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大的。当时人大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人大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大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大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天安门,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天安门广场,挨着人民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毛泽东和林彪的敞篷汽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要去天安门。但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泽东,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泽东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生气地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彪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天安门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毛主席的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毛泽东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手榴弹……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新疆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新疆,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新疆。回新疆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包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乌鲁木齐有卖的,我就打着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到新疆的人,即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乌鲁木齐。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新疆、北疆、乌鲁木齐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乌鲁木齐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大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回新疆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那时不是造反吗?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青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到新疆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乌鲁木齐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乌鲁木齐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新疆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乌鲁木齐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乌鲁木齐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维族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做“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乌鲁木齐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乌鲁木齐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新疆有个“伊塔事件”嘛,新疆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新疆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大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中国要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共产党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六、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甘: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解放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解放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征粮剿匪”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你到乡。那时候共产党想了办法,由区长招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呆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大

   
: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到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咱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大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大学新闻

问:您入人大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大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大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份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毛泽东,信共产党这一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醒。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
、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
、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2月份。

九、右派平反 再回北京

    1、找人大 找工作

那时北京这个同学叫陈敏,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央有个55号文件,右派一律改正,你回北京来吧。我接到他的信,就正式打报告请假,我说要到北京去;我是右派不是劳改员。后来得到批准,我就从新疆跑到北京。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坐蹦蹦车,不是出租车,是蹦蹦车,到我同学家去。

我同学她丈夫是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到她家里一去,我同学基本上不认识我了。那个时候很狼狈,同学叫我吃饭,留我在她家里睡,她叫我跟她老头子睡一个床。我说不行,我身上全长的是虱子。她说你赶快洗个澡,又把她丈夫的衣服给我换上,把我的衣服全扔了。我就睡她儿子的小房间。

然后她就替我去找人民大学,我自己也到人民大学去,它那时有个右派落实政策办公室。人民大学有招待所,就给我安排在那里住。但有时候我不住,晚上还是回到我同学这里,在三里屯。那时,我同学她丈夫官复原职,通过他找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孝,说我这个事情。校长就找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那时右派改正根据政策,我应该是在新疆安排工作。先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

那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落实政策,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十个户口名额;不管你给谁,共产党都是这样。通过我同学丈夫的关系,就把这二十个户口名额中的一个拨了给我,我这样才回的北京。人大开头答应我回人大新闻系去工作,结果一想,我这个学生右派又调回北京又在那里安排工作,怕别人知道了影响不好。就对我说,你自找工作吧,户口给你办回北京了。

我就自己找工作,当然我这个同学钟佩章也想了办法。我还到杭州去了一趟,找了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接见了我,看了信以后也是推托。说我们是工科大学,不是文科大学,你学文的,我们不好安排。后来我同学知道了又写封信,说你到浙江义乌去,义乌地委宣传部长跟她以前是同事。结果我没有去,我去了在那里干啥?说可以安排到义乌剧团当编剧,但义乌剧我都没有看过都不懂,当什么编剧啊?就没有去。

我再回北京,没有工作;我这个同学的丈夫就找到原来胡耀邦的秘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任书记叫李岩,后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就找了他,他把我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他说你在宣传部办院报吧。办了一年半院报,反正也就是个闲人。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去学半年,回来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党校;学员都是司局级和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样,办党校认识了王光美,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2、重回体制内

   
问: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您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1979年回来右派改正了,有没有给您改正的文件?

答:恢复党籍,文件大概没有什么文件吧,我也记不住了。

   
问:恢复党籍有没有文件呢?

答:也没有文件。文件肯定有,不一定给。

   
问:您的党籍恢复了,关系落到哪儿呢?

答:我的关系在社科院。

   
问:您的关系先进到人民大学。

答:人民大学又把户口迁到社科院。

   
问:您有了党籍,恢复了工作;有没有赔工资?

答:不赔的。我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还跑到统战部去上访了。

   
问:不是有一些人都赔了工资吗?

答:没有赔的,右派不赔的。文件大革命整的老干部,全部赔工资。但是右派不赔,右派叫改正,不叫平反。一个钱都不给。所以说现在右派不服气,要求补二十年工资。现在我也不想补,补也补不了几个钱。二十年前几十块钱一个月,补不了多少钱。

   
问:您回到体制内,当时你被打成右派时心里很反叛的。这个心理状态怎么调整过来?怎么能够适应呢?

答:调整不过来呀,我怎么调整得过来!

   
问:但是您当时还办党校讲课?

答:我没办法,那是任务。党校又学马列主义,又学中共党史,又学政治经济学,我在人民大学都学透了。现在我讲马列主义,我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腐败,我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

3、假如一生可以重来

   
问:您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您希望后人记住什么样的教训?

答:后人能记住什么教训我不管,反正现在这个社会已经烂掉了。现在年轻人已经没有信仰了,一句话,千辛万苦就挣人民币。认钱,别的都不认了。你说我们这些事情,他也不感兴趣。就像你们现在搞林昭这些东西,我不反对也支持,但我说没有用。因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那正义的、热血的青年已经没有了。社会也没办法,年轻人现在好,不搞运动了,不整人不害人;但是现在的职业竞争很激烈。你要生存,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有房子有吃有住有汽车,你就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或者你必须有后台有关系,否则你再有本事,你考得再好,狗屁没有用。

   
问:如果您的一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哪些事您会做哪些事您不会做?

答:如果叫我重新来过,我就赶快下海,自己去奋斗,去游泳,不相信共产党这一套。我不会参军了,我想一想自己走错了;因为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应该跟着我大哥到美国去。我大哥他在中国保险公司,就靠我父亲活着时的那点资本。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襄理,所以说我们等于是公子哥儿。我大哥哥是大少爷,二哥是二少爷,我是三少爷,我妹妹是四小姐。我就不会参加革命搞共产主义这些,不会了。我会想办法在49年跟我哥哥走一条路。我哥哥也犹豫了,没有走。他有这个条件,他是上海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跟着他的总经理,可以到美国纽约去。要是我到不了美国就接着继续读书工作,走自己的路,不信这一套。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甘:(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3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4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图片:甘粹、朱毅2009清明于万佛包遵信无字碑南祭灵岩)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